1938年4月1日，恰逢清明节前夕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，前往毛主席住所请求见面。在见到毛主席后现货配资，张国焘直接提出希望能前往黄帝陵祭扫，声称此举有利于当前的统一战线工作。

黄帝陵坐落于陕西省的中部县（如今的黄陵县），每年清明节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自从全面抗战爆发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，国共两党商定，由双方代表共同前往黄帝陵扫墓，以此象征国共合作，坚定抗日的决心。

毛主席听后轻轻摇头，淡然回应：“你去做什么？如果是为了统一战线工作，边区政府派个秘书去就行了。”张国焘闻言，急忙解释道：“去年是恩来同志和剑英同志去了，今年的代表级别不能低于去年，特别是国民党这边派出的代表今年级别较高，咱们不能派个秘书去，免得让别人说闲话。”

张国焘坚决要求自己亲自去，毛主席见状只得妥协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好吧，你去吧，祭祀结束后马上回来。”张国焘满面笑容地应答：“放心，我会尽快回来。”

张国焘离开后，毛主席的直觉让他感到不安，于是他召来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，叮嘱道：“你陪着张副主席一起去，一方面要确保安全，另一方面祭祀完毕要立刻带他回来。”

4月2日，张国焘带着秘书和张海等人，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。经过一整天的颠簸，他们于次日4月3日抵达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部的黄陵县。

4月4日，清明节前夕，张国焘与国民党代表蒋鼎文共同主持了祭扫仪式。活动结束后，参加者纷纷告别，并驾车离开。就在大家准备返回时，张国焘对身边的警卫员张海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有事去西安找林伯渠商量。”张海愣住了，急忙询问：“毛主席不是交代过，祭扫完就要立刻回延安吗？”张国焘却不予理会，迅速转身钻进蒋鼎文的轿车，车子引擎早已启动，几乎是在张国焘上车的瞬间，车子便飞速驶离。

此情此景，显得极为突然，仿佛早已与蒋鼎文密谋好。张海见状，目瞪口呆，为了确保张国焘的安全，他赶紧跟上其他车辆，紧随其后。

张国焘的“失踪”很快引起了延安的高度关注，毛主席得知后，心生警觉。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，张国焘此行显然早有预谋，且与国民党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。可以说，张国焘实际上是从延安叛逃了。

到达西安后，张国焘受到了蒋鼎文安排的盛大接待，住进了西京招待所，并与多位国民党高层进行了会晤。4月7日，张国焘准备前往武汉。那时，由于南京陷落，国民党政府大部分机关迁至武汉，而八路军也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。

临行前，张国焘对随行的张海说：“你给林伯渠打个电话，让他在车站等我，我有些事要跟他说。”林伯渠急忙赶往车站，企图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。然而，当两人见面时，张国焘已下定决心，他坚定地表示：“我在延安待不下去了，我要去武汉。”林伯渠无奈，只得将张国焘的情况报告中央，请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作出决策。

中央随即发电报至八路军武汉办事处，请周总理等人设法与张国焘接触，促其醒悟，尽早回归。

4月8日早，周总理收到中央电报后，顿时感到震惊。立即召集李克农、童小鹏、邱南章、吴志坚等人商议对策，决定赶到火车站等候张国焘。接到消息后，李克农等人赶到武汉火车站，竖起耳朵寻找每一个下车的旅客，可惜并未见到张国焘的身影。

李克农一行在车厢内四处搜寻，仍然没有发现张国焘。回到办事处后，李克农推测：“或许张国焘害怕我们预先等候，改变了行程。”周总理深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很有可能，明天你们继续去火车站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克农等人每天准时到达火车站，等候从西安发来的火车，却一直未见到张国焘的踪影。直到4月11日，李克农才鼓励大家：“今天再去试一次，一定要把张国焘接回来。”

那天傍晚，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，邱南章发现了张国焘的身影。李克农上前对他说：“张副主席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您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张国焘突然变得紧张，四下张望。原来，除了张海外，还有两名国民党特务同行。见李克农一行穿着八路军制服且佩带武器，特务们没敢出声。

张国焘被带离车站，跟随李克农等人前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。途中，无论李克农等人如何劝说，张国焘始终不肯配合，坚持要在外面暂住。无奈之下，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、吴志坚陪同张国焘去找旅馆住下，而他和童小鹏则带着张海前去见周总理。

当晚，周总理与博古、董必武、叶剑英等领导亲自前往张国焘入住的旅馆。在长达一夜的谈话中，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行为，指出他背叛了党和组织，而张国焘则表示，陕甘宁边区对他而言早已是“鸡肋”，他不再愿意继续为之工作。

周总理耐心劝说：“你不满中央的批评，为什么要偷偷出走呢？为什么不与我们直接沟通？你这些做法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。”然而，张国焘仍然坚持不肯回延安。面对张国焘的态度，周总理提议他向中央发电报，请示自己的问题。

在周总理的耐心劝解下，张国焘最终极不情愿地起草了一份电报，向中央表示自己此行未报备的歉意，并请求在武汉寻求工作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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